我国住房公积金、养老金投资政策常年非常保守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16年会日前在京召开，央行行长助理殷勇在论坛上表示，长期以来，我国住房公积金、养老金的投资政策设计上是非常保守的。

殷勇说：“住房公积金利率是三个月或者半年的存款利率，今年调到了一年的存款利率，这么大的资金长期积累以后，收益能力的差距就会非常的明显”。

社保基金所管理的全国保障基金，过去15年的年收益率达到8.8%。殷勇认为，住房公积金和养老基金在普通老百姓的财富里面所占的比例大大高于富人的比例，如果把一些集体投资的机制用好，对普通老百姓有益的。

殷勇认为要加强对普通民众的理财意识和知识的普及和教育，要利用集体投资计划，提高普通民众参与投资和获得收益的能力，同时要完善政策设计，将外在性引入到各种政策性的成本效益评估。

以下为嘉宾发言全文：

殷勇：尊敬的吴行长、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今天很高兴参加财富50人论坛2016年的年会，刚才吴行长就金融回归本质做了一个重要的指引，我自己准备的题目是财富管理和贫富差距。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讲四点。

第一，贫富差距扩大实际是很多国家面临着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根据计算，到2012年以美国为例，美国前10%的富人占到美社会财富的比例高达77.2%，也就是说剩余的90%的人所拥有的财富比例还不到23%。进一步我们来看，前1%的富人所占社会财富的比例高达41.8%，再进一步前0.1%的富人所占的财富比例占到22%，我们再进一步前0.01%的富人所占的财富比例仍然高达社会总财富比例的11.2%。这个情况在欧洲大体差不多，比如以前1%的富人所占的财力比例来看，欧盟的20几个成员国最低的可能是斯洛伐克也占到7.9%，最高的是德国，占到了28.9%。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过去30多年来，富人变得更富的趋势更加的明显，比如美国最富的0.01%，就是万分之一的这群富人，他们所占有社会财富的比例在过去平均每年大概增长0.3个百分点。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的贫富差距的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三五”规划里面对缩小贫富差距都有重要的政策表述。贫富差距的问题对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使得大多数的人没有更好的分享到全球经济增长的成果，使得经济全球化、反经济全球化、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有了抬头的“空间”和“土壤”。

第二，贫富差距扩大其实有它内在的正反馈的机制，所谓正反馈实际上是我们系统理论的概念，是把输出和输入相连接的的机制，正反馈机制会使得输出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散，和负反馈是相反的。所以正反馈和一个系统的不稳定和崩溃联系在一起的。

这样一种正反馈的机制在社会财富领域里面一直存在，实际上古人对这些就有很明确的表述。比如在西方社会有所为的“马太效应”，比如凡有的还要加倍的给他，使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剥夺过来。中国老子也有类似的表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其实这些都表述了一个现象，当一个人在某一个方面获得成功以后，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这种优势就会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这就是一种正反馈。

我们从财富的简单数学模型也能理解这种正反馈的机制，比如财富存量是以复利的方式去增长的，这样财富和时间的函数实际上就是一个指数函数，这个指数函数比就是投资收益率压低，随着时间的增长、财富的存量和指数化的增长。另外一个方面，财富的差距也会随着指数时间以这种方式扩大的增长。

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就是说富人和穷人实际上都把所有的财富进行投资，同时我们富人和穷人的投资收益都是一样的，在这样两个很强的假设下，即便如此，我们财富的差距还会逐步的以“指数倍”的扩大，这就是一种正反馈的机制。况且，富人和穷人进行财富管理的边际程度差异很大，富人更愿意做财富管理，而穷人财富管理程度比较低。同时，富人有更多的渠道去做财富管理，所以往往富人的财富管理的收入比起穷人的财富管理收入的收益率也是高的，这样就进一步扩大了负反馈的机制。贫富差距过大是有内在的增长机制的。

第三，在我们国家财富管理的政策实践中有没有这样一些正反馈的机制存在呢？我初步梳理了一下，发现了也有不少的正反馈的机制。比如我们从存款来说，推出大额存单的制度，但是一般而言，大额存单收益率会高一点，而且流动性比起定期成本会稍强一些，在这样一种机制里面，我们设定了一个最低30万的起始门槛，后来调到了20万。从债券来看，比如我们想进入机构间的债券市场，我们也设了要求是年收入不低于50万、名下金融资产不少于300万的门槛。从股票投资看，比如我们普通投资者如果想参与沪港通渠道，我们要求个人证券财富、财产不少于50万。从我们另类投资的渠道来看，比如我们想参与私募基金，要求投资者的金额大于100万，个人净资产大于1000万，个人金融资产大于300万，近三年平均收入大于50万。

从每个人获得的贷款来看，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于中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明显高于大的企业。甚至对最穷的人的扶贫款，在国际上公认的最好的扶贫贷款模式，他们给扶贫的这些人贷款利率也高达10%-20%个百分点，实际上是非常高的利率的。

最后从收费来看，“薄利多销的含义对于交易流量大的给的费率低，就是说对于比较富的人我们要求的费率是比较低的。所有这些其实都体现出了一个正反馈机制的一种政策的设计，这些设计可能出于不同的考虑，比如有保护普通投资者利益、中小投资者利益角度考虑，比如有经济的规模效应的考虑，比如有风险防范的考虑，可能也有一些是从政策管理角度省事的考虑。不管这些考虑有多么合理的角度，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点，随着财富扩大以后，这个扩大的财富差距导致的负的外部效应，比如我们说到的社会不稳定、全球化的倒退、民粹主义上升、极端势力的滋生，这样一些负的外部效应，就会使得我们真正机会成本大大超过我们政策考量中所能计算出来的收益。

第四，财富管理如何为缩小而不是扩大贫富差距而服务。我想讲三个看法：一是要加强对普通民众的理财意识和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大部分人普遍的认识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收入，这样能够增加财富。但实际上劳动创造收入是一种“单利行为”的收入，每年以我的劳动力投入挣得工资，这是一个单利的模式。而财富的管理，收益不断再投资、积累再投资是一个复利的模式，随着时间的积累，单利的模式是一种线性增长的模式，财富管理复利模式是指数增长的模式，随着时间积累这两者的差异会变得越来越大。实际上从全球来看，财富的不平等大大高于收入的不平等，财富的基尼系数大大高于基尼系数，很多国家财富基尼系数都几乎接近于2倍的收入基尼系数，所以我们要加强对普通民众的理财和对知识相关的教育。

二是我们要利用集体投资计划，提高普通民众参与投资和获得收益的能力。集体投资计划能够规避现在所有政策机制里设计的可能存在的一些正反馈的不利的制度障碍。比如我们的共同基金，比如我们很多人的钱积攒成一个大的基金池的时候，就可以作为机构基金进行很多的投资。同时，我们这些财富管理的计划的创造者、我们的金融机构，我们在面对普通老百姓的财富服务的时候，我们应该争取提供的是价廉物美的产品，我们要规避的是那些复杂的、高收费的、“雁过拔毛”的，甚至“杀鸡取卵”的产品，真正让普通老百姓能够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积累的一种作用。

三是关于住房公积金、养老基金的投资。长期以来，这些基金的投资政策设计上也是非常保守的，比如住房公积金长期是三个月或者半年的存款利率，今年调到一年的存款利率，这么大一些资金长期积累以后，收益能力的差距就会非常的明显。在利率方面，看看社保基金所管理的全国保障基金，根据公开的数据过去15年我们年收益率达到8.8%，这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投资收益。就是这么一个不同的政策设计，使得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所积累的财富都以不同的增长率去增长，时间长了会产生很大的差异。而住房公积金、养老基金，对于普通老百姓在财富里面所占的比例大大高于富人在这里的财税比例，如果把这样一些集体投资的机制用好，对我们普通老百姓应该是获益的。

四是完善政策设计，将外在性引入到各种政策性的成本效益的评估。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打破一些习以为常的思维，每当有一个新的政策、当我们设定一个门槛的时候，我们这样一些习惯性的惯性思维，我们一定要再认真想一想是不是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真正有利于广大老百姓能够获得我们经济分享的成果，是不是真的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